【#沈旭暉隨緣家書🇭🇰】香港這反面教材,與全球對中國「銳實力」覺醒之路
曾幾何時,中國把「一國兩制」視為拉攏台灣的國策之一,然而看見香港的「成功案例」,今天台灣絕大多數民意堅決抗拒「一國兩制」,甚至連韓國瑜,也說實行「一國兩制」要「over my dead body」。香港「一國兩制」不可能走回「井水不犯河水」,原因之一,正是中國早已放棄軟實力,改行「銳實力」。
「銳實力」一詞出自2017年,《Foreign Affairs》、《The Economist》等雜誌紛紛以專題報導,以俄羅斯、中國為調查目標。美國民主基金會(NED)撰寫的報告打響第一槍,報告主要負責人Juan Pablo Cardenal曾住在香港,而NED一直被中國視為「顏色革命」推手,去年剛被中國「制裁」離港,作為對美國通過《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的報復。但無論北京怎樣抗拒,「銳實力」一詞還是迅速發揚光大,泛指一個國家通過「大外宣」,影響對方輿論、利誘經濟合作、統戰對方精英等手法,建立第五縱隊,從而達到全方位經濟、政治、社會效益,而不再相信單靠散發魅力吸引人的「軟實力」。
香港「一國兩制」名存實亡,見證「軟實力」到「銳實力」的過渡
香港作為中國「軟實力」過渡到「銳實力」的樣板,最有感受。昔日香港演藝界百家爭鳴,歌手萬眾一心舉辦六四晚會,即使是十年後依然高調支持民運的天后梅艷芳,也沒有被中國封殺。台灣歌后鄧麗君作為與鄧小平齊名的「小鄧」,雖然被官方批評為「黃色音樂」、「靡靡之音」,翻唱李香蘭的《何日君再來》而成為「漢奸」,但據宋楚瑜回憶,當時中共反而有胸襟邀請「小鄧」到四川向數十萬人演唱,只是蔣經國阻撓作罷。不像今天,中港合拍片出現後,演藝人不當「護旗手」、高調配合主旋律,很難有演出機會,略有異議就會被上綱上線為「港獨」,即使是影后級葉德嫻、填詞殿堂級的林夕,也難逃封殺。昔日好些老泛民一面在港高叫民主、一面在深圳河設廠投資,相安無事;但「銳實力」出現後,以經濟手段進行政治施壓成為常態,和平共存,再不可能。
對這一套,國際社會心照不宣,只是以為並不嚴重,倒不如將計就計引資。但一場香港反送中運動、加上全球疫情,國際社會若再不覺醒,未免自欺欺人。早前NBA、英超職球員聲援香港+新疆維吾爾人風波,或國際品牌把台灣列為「country」被要求下架道歉(其實在英語語境,「country」只指地方,例如蘇格蘭、關島,並不涉及主權獨立問題),還只是商業行為;到了中國抗疫大外宣觸及各國內政,觸碰了國家安全基本紅線,就回不了頭。
中國通過孔子學院進行文化外交,本來相對成功,但自從贊助各國的中國研究中心、以研究經費統戰各國學者的手段越來越明顯,也就失去了英國、法國文化協會等的subtlety。自此,孔子學院在不少西方國家被勒令關閉,「統戰」議員一類行為成為澳洲的重點反擊對象。剛發起「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前特首董建華,年前通過其中美交流基金會對德州大學奧斯丁分校捐獻被拒,原因就是避免中共滲透,反映中國「銳實力」不但已成為新冷戰戰場,隨著「一國兩制」名存實亡,香港作為「白手套」的功能,也急速褪色。
批評中國有代價、批評美國沒代價,可長久嗎?
不少中國學者認為,利益就是一切,西方人也要發大財,誰會與人民幣過不去?紅線之前,倒是事實;在中國獨大、成為唯一超級大國的時代,也是事實。然而,目前兩者皆非,就物極必反。
國際品牌有任何態度被視為「反華」,甚至只是個別員工在社交媒體「傷害中國人民感情」(例如說「光復香港」),就會在中國市場被封殺;但品牌來自中國的競爭對手,本身已有知識產權、國家補貼等爭議,若高調批評特朗普、批評美國資本主義,卻不會在美國市場有任何影響。邏輯上,可能長此下去嗎?西方市場怎可能無限開放予中國企業,同時坐視自己的企業在中國被以言入罪?以往西方總是騙自己,「生意是生意、政治是政治」,但北京以國泰員工支持香港反送中為由強勢介入,最終以太古解僱眾多機組人員、高層辭職收場、「香港人公司」品牌徹底破產、還充滿後續行為,正是警號。
在自由民主國家,自然不會因為中國企業有反美言論封殺。但須知在舊冷戰,蘇聯資金通過白手套投資西方,會受到國家安全部門嚴密監控。現在中國「統戰」西方企業、媒體、評論員,在抗疫一役總動員,影響遠比蘇聯當年滲透更大。在「國進民退」的新中國,不少民企老闆都是黨員,企業內必然存在黨委書記,更不用說國企;第一代創業者在位時,還能勉強抵擋,但制度比人重要,連馬雲、馬化騰,也要離開自己的商業王國,香港地產商也開始邀請內地人進入董事會,大勢可知。西方市場對中國企業的審查,必然越來越嚴,本來這就是第二輪中美貿易戰談判的內容之一。一場疫情過後,相關「討論」只會更白熱化,這也是為什麼大量在美國上市的中國公司要急速走回香港「再上市」的背景。
微信文革:理性、策略、迴旋空間,是這樣被制約的
「銳實力」主導經濟,體制內的潛台詞,就是中宣部得到影響經濟命脈的權力,倒退到毛左政治掛帥、寧左勿右的年代。創造力在重重枷鎖下,只能關注衣食住行、陽春白雪,連裏面也充滿莫名其妙的禁區;這種經濟體,依靠人口紅利的點擊率經濟,重量不重質,並取巧將國際社會成功案例「中國化」,只會繼續與世界脫軌。
即使在文革年代,最高領導層其實也有彈性,並有威信作出政策逆轉。例如香港的六七暴動,毛澤東、周恩來並沒有因為國內極左氣氛,而冒進「提前收回」香港,隨手一甩,就把「反英抗暴」青年變condom,繼續對香港「長期打算、充份利用」。至於中美建交,迎接批判了數十年的「美帝國主義頭目」尼克遜訪華,理應是最政治不正確的決定,群眾卻也不見反感。
然而在今日,微信世界充滿文革式批鬥,但比文革更微妙的是,這夾雜了「銳實力」的商業利益。一個普通港商、台商就算沒有政治表態,要到大陸做生意,競爭對手只要找幾個小粉紅抹黑為「港獨」、「台獨」,商人要麼要大張旗鼓表態、得失本地市場、變相減低品牌效應,要麼就被政治標籤。這除了限制商業彈性,也嚴重制約了中國領導人的政策選項。無論是內政、外交,本來一手軟、一手硬、忽左忽右,是現實主義國家的常態,而在正常網絡社會,多元聲音十分平常。但有了與牆外切割、自成體系的微信世界,自由主義聲音被長期邊緣化,「銳實力小粉紅體系」成了既得利益集團。最高層就是有心改變,在風險規避前提下,也無能為力。香港走向極左的覆亡之路,正是前車可鑑。
未來發展,邏輯上只有三個可能:中國改變路線;中國成為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全球化世界斷裂為兩大陣營。選項一看不到曙光,選項二就不要說笑吧。未來大趨勢,呼之欲出。
明報,2020年5月11日
▶️ 香港再出發大聯盟的大台綜合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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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時也有1部Youtube影片,追蹤數超過9萬的網紅Smart Travel,也在其Youtube影片中提到,#娛樂八卦 #SmartTravel #UA戲院 #全線結業 #蕭若元遊學修 #蕭若元 #遊學修 #影視新勢力 #Netflix #CoolStyle #林建岳 #古天樂 #馮德倫 #Angelababy #KimChou #uacinema #林建岳接收UA 【空姐爆料】系列, 專業人士、家庭...
依 斯 特 日韓音樂中心 評論 在 婷婷看世界 Facebook 的最讚貼文
【“走,回中國!” 中國正經歷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歸國潮】
這是一個民族史上罕見的人才回流潮: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國正形成最大規模留學人才“歸國潮”。截至2016年底,中國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265.11萬人。僅2016年就有43.25萬留學人員回國,較2012年增長15.96萬人,增幅達58.48%。
“大磁場”的引力
“我想回中國”,不做巨變的旁觀者,要做巨變的創造者
“你想回中國?”
“對,這個機會很有吸引力。”
“你這個方向系里缺人,終身教職何其寶貴,有人夢寐以求卻沒有拿到。”
“謝謝您的好意。我去意已定。”
美國東部時間2017年1月26日,已獲弗吉尼亞理工大學終身教職的副教授鄧巍巍向系主任請辭回國。
4月27日下午。在美國講臺上完最后一堂課后,鄧巍巍拍拍手上的粉筆灰,與學生作別。此時,他在美國居住15年,任教已整整7年。
是留還是走?鄧巍巍不是沒有糾結過、徘徊過。“你從哪里來?”在美國的那些年,這個眾所周知的終極問題時常拷問著他的內心。
2016年9月15日,中國“天宮二號”成功發射。曾經的大學同學坐在發射指揮大廳里參與發射,而身在美國的鄧巍巍只能靠刷朋友圈,來了解發射的情況。
那是一種游離于家門外的感覺,這感覺撞擊著他的心,也讓他找到了那個終極問題的答案。
飛速發展的祖國,有著強大的磁力,吸引著他踏上歸國的路。
“梁園雖好,非久戀之鄉!”早于鄧巍巍5年回國的袁軍華喜歡用錢學森的這句話詮釋他的離開。
“我怕再不回來就晚了!我不想當祖國發展的看客!”
2012年,袁軍華受召于“千人計劃”青年項目,結束哈佛大學的博士后工作,回到位于合肥的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兩年后,他的夫人,同樣就讀于加州理工學院的張榕京回國。
……
歸去來兮,許多人遵從的是內心的呼喚。
“希望廣大海外學子秉持崇高理想,在中國人民實現中國夢的偉大奮斗中實現自身價值,努力書寫無愧于時代的華彩篇章。”
2014年初,一封習近平總書記給全體留德學子的回信從中南海傳遍全球:“走,回中國!”一時間,歸國成潮。
國際大咖回來了——
2017年,蜚聲中外的“大師”、世界著名計算機學家姚期智放棄外國國籍,轉為中國科學院院士。姚期智長期從事計算機科學和量子信息科學研究,是迄今為止世界計算機科學領域的最高獎項“圖靈獎”得主中唯一一位亞裔專家。
實際上,姚期智早已“歸心似箭”——十余年前,他辭去普林斯頓大學的終身教職。在清華,他先后創辦計算機科學實驗班、理論計算機科學研究中心、交叉信息研究院和量子信息中心,親自授課,指導學生論文,其計算機科學實驗班被外界稱為“姚班”。十余年間,一批批拔尖創新人才從這里邁向世界學術舞臺。因為“分量重”,姚期智回國被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回歸中國的“風向標”。
領軍人物回來了——
國際著名的結構生物學家施一公、單分子酶學的奠基人謝曉亮、高能物理王貽芳、人工智能甘中學、新藥創制丁列明……他們的回歸使中國在各自領域的科研水平在世界上提高了10年到15年。
夫妻雙雙把家還——
從加拿大歸來的一對夫妻何理、盧宏瑋,丈夫入選國家“千人計劃”青年項目,妻子入選國家“萬人計劃”青年拔尖人才。
“回到祖國我們現在已經參與到國家級重大工程建設中,覺得特別有成就感,這在國外是很難想象到的。”盧宏瑋說。
同門團隊把業創——
量子物理學家潘建偉率高徒陳宇翱、陸朝陽先后回國,三人三奪世界量子電子學和量子光學領域最高榮譽——菲涅爾獎。他們在回國后組建了一支中國物理界的“夢之隊”。
潘建偉主持研制的世界上首顆量子科學實驗衛星“墨子號”成功發射,圓滿完成了包括在國際上率先實現千公里級星地雙向量子糾纏分發在內的三大既定科學目標……英國《自然》雜志評價:量子通信領域,中國用不到十年時間,由一個不起眼的國家發展成為世界勁旅。
“80、90后”登場了——
《麻省理工學院科技評論》雜志評選的2015年度全球杰出青年創新人物(TR35),中國“80后”青年科學家戈鈞躋身其中。
從美國斯坦福大學博士后一畢業,戈鈞即選擇回到他的母校清華大學,回來時,帶著懷孕的妻子。“中美之間的科研條件在迅速縮小差距。”戈鈞說。
從第十二批“千人計劃”青年項目開始,而1980至1984年齡段成為絕對主力,“90后”首次闖入“青千”榜單。
潮涌東方,勢不可擋。
“改革開放以來,尤其是黨的十八大以來,我們迎來了史上規模最大、領域最多、范圍最廣的留學潮和歸國熱。”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歐美同學會會長陳竺說。
中國留學人才的加速回流形成態勢成為“現象級”:1978年,歸國人員僅以數百人計;2009年回國人員數量首次突破10萬人,2012年27萬人,2016年突破40萬人……
人員結構從“高精尖”向多層次擴展。從業領域從科研向創業、公共服務等多元化擴展,堪稱全方位“登陸”。“尤其是最近5年呈現規模化、常態化,一直保持在較高水平,形成‘不落潮’。”中央組織部人才工作局局長孫學玉說。
“大磁場”的魔力
歸國人才找到了創新創業的大舞臺,“迎來了黃金時間”
2009年,不平常的一年。
那時,中國航空發動機集團的燕紹九博士正在美國懷俄明大學做訪問學者。“只有身臨其境才真切體會到,對美國而言,肇始于華爾街的那場金融危機比當年的14級颶風‘比爾’更恐怖。”
危機的寒風迅速吹到科研領域,經費投入青黃不接。“很多研究中斷了。項目批不下來,研究生縮招。”燕紹九回憶說。
此時的中國,一個傾全國之力的引才聚才計劃正在醞釀。2008年的12月,中共中央辦公廳轉發《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關于實施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計劃的意見》,主要是圍繞國家發展戰略目標,引進海外高層次人才。
孫學玉表示,海歸主要是被“吸”回來的。
這是一個充滿魔力的“大磁場”。
在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指導下,中央組織部會同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教育部、科技部、國務院國資委等部門組成海外高層次人才引進工作小組。各地各部門建立引才工作小組或辦事機構。
人才項目推動引才聚才。繼中央啟動國家“千人計劃”后,各省區市、高校、大型企業及社會組織的“海外引才計劃”全速推進。北京的“海聚工程”、江蘇的“雙創計劃”、陜西的“百人計劃”、廣東的“珠江人才計劃”、深圳的“孔雀計劃”……多地把引才辦事處設在了國外,有的甚至把引才聯絡辦公室開設到了美國知識密集度最高的硅谷。
10天,輾轉3國5個城市、參加24場公務活動和人才座談會;拜訪3名諾獎級、院士級戰略科學家以及10余個海外產業領軍人才團隊……這是累倒在工作崗位上的武漢市委組織部長楊漢軍生前的“招才”時間表。“引進一名高端人才,就能集聚一個創新團隊,甚至帶動一個創新產業。”這是楊漢軍生前心中的急迫……
現年60歲的崔平曾是中科院寧波材料所的所長,但是在同事們眼中,她更像是一名“知心大姐和大管家”。
2013年12月11日,美國硅谷。寧波材料所的兩場招聘會分外熱鬧,每場近百名海外高層次人才慕名而來。
與7年前相比,崔平的感受是“冰火兩重天”。第一次赴美國招才,她拉著幾十公斤重的宣傳冊,穿梭在不同的會場,問津者寥寥。
崔平率領招聘團隊四面出擊,開展全球“相馬”大行動。連美國硅谷都設立了人才聯絡處。如今,寧波材料所云集了800余名科研人員,其中院士1位,海外高層次人才200余位。寧波材料所平地起高樓,站在了科研的領先位置。
為促進歸國科學家安心工作,中央和地方不斷完善政策。為海外高層次人才落戶、入出境、稅收、醫療待遇、社會保險、子女入學、配偶就業、項目申請、經費補助等提供政策支持。
這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新的大舞臺——
哈佛“八博士”共聚合肥科學島建起世界上最先進的強磁場實驗裝置的故事,是近年來“歸國圈里”的美談。
“強磁場有強魔力。”“越比較越自信。”率先回國的“頭雁”、強磁場中心副主任王俊峰說的感言,道出了這8位博士的共同心聲。國內的科研條件今非昔比,在這里可以擁有“獨立實驗室”,而在美國是很難實現的。
他們看到,位于貴州山區的“中國天眼”、安徽合肥的“人造太陽”、廣東東莞的中國散裂中子源、北京懷柔的“北京光源”……一個個大科學工程或相繼完工,或即將上馬。
數據顯示,2016年,我國研發經費投入總量為1.57萬億元,比2012年提高52.5%,年均增長11.1%,成為僅次于美國的世界第二大研發經費投入國家。調查中有81%的留學歸國人員認為,國內創業機會比國外“要更好,甚至好得多”。
這就是中國“大磁場”的魔力,歸國人才在這里找到了創業的大天地——
龐大的市場,為歸國人才創業提供廣闊的舞臺;升級的需求,讓歸國人才所掌握的高技術得以施展。他們創辦的環保、新能源、生物、金融等領域公司,如雨后春筍在中國大地上快速萌生、成長。
“二維碼居然已經取代了大媽的零錢筐。”讓全球頂尖的人工智能專家、美國普渡大學計算機系終身教授漆遠沒有想到的是,一次回國的經歷,讓他對中國創新刮目相看。
“萬萬沒想到,中國市場的魔力如此強大。”漆遠告訴記者,他回國后加入的螞蟻金服團隊已經在100多個國家和地區提供普惠金融服務,公司形成了獨特的“硅谷幫”現象。
中科合成油公司總經理、首席科學家李永旺這樣感嘆:“我要是留在國外的話,一輩子只能給國外的‘大牛’打下手、當跟班。”如今,中科合成油與神華集團合作在寧煤投產成功煤制油項目,已占據世界全面領先優勢。
七月的黃淮平原,太陽頂著天高。連續襲來的熱浪,焦烤著中科院“百人計劃”專家吳麗芳和她“80后”“90后”的學生們。
為了搶建一個移動羊棚進行農牧耦合改土技術試驗,他們的衣服濕了干,干了又濕。“我們有3個核心試驗示范區,在懷遠、渦陽、太和縣,走一遍得三四天。我是基本上兩周去一次,車上放個袋子,里面放著球鞋、膠鞋、草帽。”吳麗芳說,現在化肥能撒,農機能開,有時在農村一待就是幾個月。
自上世紀六七十年代起,袁隆平帶領團隊攻關“雜交水稻”技術,幫助解決中國人吃飽飯的問題。如今,從新加坡歸來的吳麗芳,依托中科院合肥物質科學研究院技術生物與農業工程研究所,作為中科院“第二糧倉科技工程”總協調人,求解“從‘吃得飽’到‘吃得好’”的“糧食安全方程式”。
小麥赤霉病,多見于黃淮海平原,被稱為“小麥癌癥”。吳麗芳從新加坡回國后,與它對陣了三年。團隊通過交叉學科研制出一種隱性納米防護膜,噴一次,就像是給小麥涂一層防曬霜,赤霉病的發病率可降低50%至70%。項目目前已進入產業化商談階段,計劃明年上市。
談起歸國的感受,吳麗芳說:“中國這個‘大磁場’的設置是為科學家的未來發展提供了無限可能,我們因此迎來了科研的黃金時間,想干啥就能干成啥。”
“大磁場”的活力
做偉大復興“生力軍”,助力祖國實現從“站起來”“富起來”到“強起來”
穿越歷史的星空,總會發現那相似的足跡——
一部百年中國留學史,就是一部推動中國近現代化的變革史。
150年前,容閎、詹天佑、茅以升等中國早期留學生,成為推動中國近代化的先驅;
60多年前,錢學森、錢偉長、錢三強、鄧稼先等留學歸來,成為建設新中國的棟梁……
時至今日,中國留學生遍布世界100多個國家和地區。他們經過多元文化的熏陶、全球化視野的歷練,有著強烈的創新意識和創業意愿,是全新的國際化人才群體。
他們將帶給我們怎樣的世界?
“海歸科學家作為知識技術轉移的人才力量,正逐漸成為中國學術發展與科技創新的生力軍、高新技術應用的推動者、推動中國創業發展的領跑者。”中央人才工作協調小組有關負責人指出。
——促進基礎科研水平大幅提升。
據不完全統計,我國70%以上的教育部直屬高校校長、80%以上的兩院院士,都有海外學習或工作經歷。“千人計劃”分13批引進7000余人,絕大多數來自美歐等科教發達國家知名高校、科研機構和跨國企業,包括6名諾貝爾獎得主、80余名美歐等發達國家科學院、工程院等院士。
清華大學生命科學學院在施一公等海外回國人才帶領下,自2009年以來,已在《自然》《科學》等世界頂級期刊上發文70多篇,國際影響力迅速提升。
8年前的一天,潘建偉在北京國家博物館參觀完“復興之路”主題展后,給大洋彼岸的學生們分別發去短信:“希望努力學習,早日歸來,為民族復興作出貢獻!”
這條信息,他的學生,“80后”的青年科學家陸朝陽在手機里存儲至今。陸朝陽與老師潘建偉有一個“心靈契約”:老師推薦他去英國劍橋大學學習量子技術,他承諾學成回國效力,把最新理論和方法帶回來……
記者在采訪中了解到,潘建偉分赴海外學習的弟子,以極高的“歸巢率”陸續回國。正是這樣一支隊伍的歸巢,使得中國近年來量子科研異軍突起,連續在量子理論、量子通信、量子計算等研究領域涌現世界級成果,在量子革命的發展史上,標注下新的印記。
——助推科技創新創業大潮。
海外留學人員回國后創建了大批高新技術企業,促進形成創業文化,為中國經濟帶來新的活力。
如李彥宏創立百度公司等,國家“千人計劃”專家創辦的企業已有73家掛牌上市。“千人計劃”專家、浙江貝達藥業公司董事長丁列明,成功研發出世界第三個、中國第一個小分子靶向抗癌藥“凱美納”;同為“千人計劃”專家的信達生物制藥(蘇州)有限公司董事長俞德超,回國后帶領團隊開發上市了我國第一個具有全球知識產權的生物創新藥“康柏西普”,是我國近10年批準上市的第一個大分子藥物。
“十二五”以來,我國科技進步貢獻率由50.9%升至2016年的56.2%,科技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發明專利申請受理躍居世界首位并保持領先地位,其中海外留學人才做出積極貢獻。目前,全國共有留學人員創業園300多個,入園企業2.4萬家,2015年技工貿總收入超過2800億元。
——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
2017年5月,我國南海海域天然氣水合物(可燃冰)首次試采成功,將對推動能源生產和消費革命產生重要影響,國家“千人計劃”專家盧海龍擔任試采工程首席科學家。載人航天、“天河”高性能計算機、北斗衛星導航、“蛟龍”系列深海潛水器等戰略高技術突破背后,留學人才身影頻現。
2017年9月25日,中國“天眼”落成啟用一周年。而在10天前,最懂“天眼”的南仁東,卻永遠地閉上了眼睛。對于這個“世界獨一無二的項目”,他一直在跟自己較勁。24年,8000多個日夜,500米口徑球面射電望遠鏡首席科學家、總工程師南仁東心無旁騖。這位清華大學無線電系高材生,放棄日本國立天文臺客座教授職位,將生命燃燒在崇山峻嶺間的中國“天眼”,在世界天文史上鐫刻下新的高度……
——促進國際交流和對外開放。
一些專家參與國際規則制定,在全球治理中提出“中國方案”,推動重要國際性學術會議在中國召開,提高了我國在相關領域學科的國際地位。隨著越來越多的留學人員回國,人才集聚效應日益凸顯,為建設科技強國、質量強國、航天強國、網絡強國、交通強國、數字中國、智慧社會提供有力支撐。
——撬動人才體制機制改革。
“千人計劃”的實施,推動各單位在人才和科研機制上大膽突破、先行先試、新人新策、特事特辦,實現“出人才、出成果、出機制”。許多專家帶回先進科研管理理念和經驗做法,對國內人才體制機制創新產生積極影響。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實行“科學家為主”的管理機制,較短時間內實現科研成果和人才培養雙豐收,成為國內科研機構改革的“試驗田”。
“中國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形成了重視人才、吸引人才、使用人才的良好氛圍,形成了從政策到落地的系列人才保障。”歐美同學會黨組書記、秘書長王丕君說,抓住祖國發展的難得戰略機遇期,當代留學人員不斷書寫復興路上的精彩篇章。
“大磁場”的偉力
從“索我理想之中華”到“興我理想之中華”,把“我的夢”融入“中國夢”
2017年9月12日,G81次,一趟開往中原的“人才列車”,滿載著海歸學子。這一天,歐美同學會在鄭州召開年會,海歸大軍吹響集結號。
美、德、英、法……他們的足跡遍布世界每一個角落;學術前輩、先進青年,他們帶回來最先進的知識、最前沿的理念。
“讓我再講幾句好不好?”“請再給我五分鐘,五分鐘就行。”……他們爭先恐后地發言,傳遞著綠葉對根的情意。
104年前,顧維鈞等人發起歐美同學會,希冀用國外先進的科學文化和進步理念,為國家強盛貢獻力量。可在積貧積弱的年代,多少人報國無門,抱憾終身。
今天,歐美同學會的命運發生了驚人的逆轉。歸國對于留學生們而言,不再是“毅然決然”的抉擇,而是擁抱希望的“欣欣然”。他們成了中國創新創業的領跑者和生力軍。
百年潮,中國夢。
歷史的大潮逐夢浪高。
“從上世紀美國、日本、韓國3個國家的成功趕超看,實行人才優先戰略,是其成功的秘密武器。”孫學玉表示,誰搶占了人才培養、吸引和發展的制高點,誰就贏得了未來。
西方媒體評價認為:世界上沒有任何一個國家像中國一樣,如此重視吸引流失在外的人才回國。中國將其視為令其站在科技前沿、促進國家經濟發展到新水平的關鍵捷徑。
“科技強、產業強、經濟強、國家強,這些強盛的起點在于人才。”科技部黨組書記、副部長王志剛說,面對“兩個‘一百年’”的目標,我們對人才的渴求超乎尋常,我們需要做得更多。
在中科院院長白春禮看來,人才需要“掐尖”。
作為上世紀80年代的公派留學生,1987年底,白春禮結束在美國的留學返回中國。“回國不需要理由,不回國才需要理由”。他說。
白春禮把當時國際最先進的納米技術研究帶到了國內。29年后,已經成為中科院院長的他,又把王中林——國際上研究納米最優秀的科學家之一,引回國內。
王中林是美國佐治亞理工學院終身教授。他研制出世界上最小的發電機——納米發電機,又因在納米技術領域的基礎貢獻,當選為歐洲科學院院士。
這是中國緊缺的拔尖人才。對比美國20多人的實驗室,中科院為他提供了200人的團隊,相同的文化背景、良好的合作氛圍——王中林舍不下如此優厚的科研條件。“回國吧”,2016年,王中林做出了決定。
“人才計劃不是拔苗助長,也不能‘請來女婿氣走兒子’。”在白春禮看來,用好現有人才、引進急需人才、穩定關鍵人才、培養未來人才,是引才聚才的理想路徑和良性循環。
“黨的十八大以來,中國越來越重視柔性引才。尊重人才流動規律,但求所用,不求所有。回來,我們歡迎;再走出去,再回來,我們還歡迎。”孫學玉說。
不拒眾流,海納百川。引才、育才和推送人才并重,中國不斷為全球人才競相在華創新創業提供沃土。
中國仍處于引才“黃金機遇期”,正在以識才的慧眼、愛才的誠意、用才的膽識、容才的雅量、聚才的良方,把黨內和黨外、國內和國外各方面優秀人才集聚到黨和人民的偉大奮斗中來。
2017年的一個夏日,太湖邊的演播廳內座無虛席。一場由國家“千人計劃”專家聯誼會主辦的海外歸國留學人員主題音樂會在這里舉行。
著名海歸小提琴演奏家呂思清演奏的《梁祝》、吉林大學黃大年先進事跡報告團的散文朗誦、演奏家鄧建棟領奏的二胡曲……
“請別忘記我,永遠不變,黃色的臉。”一首《東方之珠》,也是一部“赤子曲”,每一個音符、每一個字眼無不叩響在人們心間。
百年前,也是透過這水與天的相連,求學海外的學子們從海上歸來,共同凝聚起全民族千千萬的智慧和力量,去戰勝千難萬險。大海,隔不斷一位位游子思念祖國的赤誠之情;海浪,寄托著一代代海歸始終不渝的強國之夢。
“不論樹的影子有多長,根永遠扎在土里。”習近平總書記用的比喻,形象而又深情。
有一種海魚名鮭,不管游到何處,成熟后都會踏上逆水返鄉的旅程,只為心中唯一的夢想——回到生于斯、長于斯的故鄉。
歷史車輪滾滾向前,時代潮流浩浩蕩蕩。中國夢激蕩最大“海歸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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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o long must read】遇見第三波香港移民潮 - from 商業周刊中文版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这兩個字」
「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
2008年,蔣雅文(Mandy)25歲,出乎意料卸下英皇簽約藝人身份,到台灣開始第二人生。長髮大眼、五官深邃的她,把一整箱工作用的高跟鞋和禮服,全送給了朋友。自10幾歲起,她為了家計進入香港演藝圈,從模特兒轉型成歌手、演員。走在演藝路上,經紀人常說蔣雅文「漫不經心」;蔣雅文自己則說,「心裡有塊空缺沒有得到滿足」。
藝人生活五光十色,錢賺得又多又快,但對從小在香港鄉下長大、形容自己「本性喜歡樸素」的蔣雅文來說,演藝圈就像香港這座城市一樣,她「始終沒有真正融入過」。她渴望離開這個身份、這座城市,「去別的地方,體驗別種生活,看看自己還有什麼可以嘗試的事情」。而台灣離香港近、生活消費低,成為她的第一選擇。
於是,蔣雅文把身上的積蓄全留給了家人,幾乎孑然一身來到台灣。她派過傳單、去便當店剁過排骨;曾經有一段時間,她每天早上天還沒亮就起床,先到設計工作室當學徒,中午前趕去便當店打工,晚上7點又到補習班進修設計課程,下課回到家已經將近午夜,隔天早上五六點又要起床,這樣的日子一過就是半年多。「我發現自己真的挺愛這樣的生活,雖然很吃苦,但很充實,覺得自己是個有用的人。原來我的滿足感是成為一個普通人,而非站在舞台上發光發熱,」蔣雅文告訴記者。
2008年底,跟著台灣創意市集、手作品牌的風潮,蔣雅文和朋友合資成立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得到顧客熱烈支持。她親自設計的產品往往剛推出便搶購一空,還在台北市開設一間複合式經營的實體店面,甚至一度想將事業版圖拓展到北京、上海、香港等地。
蔣雅文並不孤單。近年來,中國大陸崛起,台灣、香港反而越來越親近。一波香港人前往台灣的趨勢,正在如火如荼發生。港人移居來台,這次已是第三波。第一波發生在1970年代,許多香港僑生來到台灣就讀大學,之後留在台灣打拚,知名歌手周華健、廣達電腦董事長林百里皆是如此;等到1990年代,台灣開放外資保險業來台,例如當時台灣安泰人壽總裁潘燊昌、現在安聯人壽總經理林順材、保誠人壽總經理張鎮坤等人,都屬於第二波移民潮。
「第三波從四五年前開始,」香港跨媒體創作人、文化評論家歐陽應霽觀察,他的許多朋友開始討論要去台灣居住,而他自己也有移居台灣的想法,但香港是他的家,也會保留在香港的居住空間。「如果有一個second home,我會願意在台灣或者幾個不同地方找到一個落腳處,不論租、買或者建。」
數字會說話。台灣交通部統計,先是香港、澳門來台旅遊人數不斷增加,從2003年的32.32萬人,上升到2012年的101.64萬人。同一時間,來台居留人數,從短期停留、居留許可、到定居許可,全都屢創新高,從2003年的26.71萬人次、1694人、488人,增長至2012年的90.66萬人次、3195人、711人。
和過去最大不同是,許多第三波來台的香港人,都像蔣雅文這樣在台灣創業。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副總經理藍聰金觀察,近兩三年,確實越來越多香港人來台小額創業,有些從事設計工作,有些開小咖啡館,也有些成立貿易公司。
從寬敞透亮的前院走進台北巿松菸附近的咖啡館Artista Perfetto,迎面的是白色為基調的敞亮空間,桌與桌的距離拉得極開。這樣的桌距,以台北市來說算是大方,放到香港簡直是一種奢侈,「如果在香港,光是這裡就要擠8個人吧,」蕭奕霆指著一張四人桌說道。
Artista Perfetto由六個年輕人集資開設,蕭奕霆是其一。六個股東的背景相像,都是25歲上下的大男生,也都是鑽研咖啡有成的專業咖啡師,還有一個共通點:他們都是香港人。去年9月開店之後,經過旅遊書介紹與媒體報道,Artista Perfetto迅速在香港人間建立起一定知名度,成為香港人來台北旅行的景點之一。「香港客人對我們很好奇,常常上門的第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麼來台灣開店?』,」Artista Perfetto的另一位創辦人劉狄洭笑着說。
為什麼來台灣開店?這個問題六個人被問了無數次,答案其實很簡單,就是「圓夢」兩個字。身為咖啡師,擁有自己的咖啡館是六個人共同的夢想。在劉狄洭心中,台灣的生活步調雖慢,但願意好好坐下來喝一杯咖啡的人多,滿街林立的個性咖啡館,證明咖啡文化早已深植台灣人的生活。「我們店的招牌之一是拉花,台灣人很欣賞這個東西,但如果香港人,應該看也不看就直接喝下去吧,或者匆匆忙忙外帶,蓋子一蓋上,什麼都沒了,」劉狄洭苦笑地說。「香港人真的不太會生活,」蕭奕霆在旁邊補充道。
的確,這波新香港人在台灣,年紀或小或大,背景也各不相同,但都是來圓夢。「在香港追求夢想,真的很難;但來台灣,有很多可能性,才有機會實現夢想,」蕭奕霆比較,現在香港的選項越來越少,不僅政治氛圍越來越差、生活成本變貴、創業也很不易,加上缺乏產業的多樣性,如果對主流的金融業及地產業沒有興趣,沒有太多其他選擇。
若仔細比較港台創業環境,香港顯然困難許多。以服裝設計師為例,香港獨立設計師常常只能將店舖開在租金較低,但空間不太理想的舊式商場,還必須另外打工支付所需開銷,「他們不太有前景,只有運氣很好很好的人,才能被市場看見,」蔣雅文觀察。
針對台港兩地創業的難易度差距,蔣雅文也打了一個十分巧妙的比喻,「就像上了賭枱,香港最低賭注硬是比台灣高許多,當然下的賭注多,回來的也會多,但有這個賭注、可以坐上賭檯的人卻不多。」買台二手發財車,當街賣起手沖咖啡;騎著腳踏車販售手工蛋糕,賣完就打道回府,這些台灣年輕人輕鬆成就創業夢的案例,對香港人來說,簡直是不敢想像的幸福。
「台灣現在的狀態已發展到一個新的階段,」歐陽應霽觀察,例如麵店賣的一碗麵,店家的心態就是「做好這碗麵」,而來的顧客就是為了吃一碗麵。雙方不貪多,只要求簡單又好,「一個好好的地方,一種好好的交往,無論台北、台南、台東,我都能感受到這種狀態,這是我在大陸,甚至在香港,都很少能感受到的。」
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他作為香港人,已經太熟悉都市生活,但如果今天想要選擇居住在鄉村或跟自然關係比較密切,又保有一定生活品質的地方,很明顯就是台灣。中港台三個地方比起來,台灣具備了都會缺乏的純樸質地,又可以提供安全、便利等基本生活需求,而且同屬華人社會的一環,語言基本上可以共通,文化適應也比較容易。
林順材就因家人習慣台灣的舒適生活,繼續留在台灣。現年48歲的他,從小在香港長大,畢業於香港大學數學系,取得美國精算師執照,1997年曾經來到台灣國衛(AXA)人壽工作兩年,之後回到香港,2004年又來到台灣ING安泰人壽工作。2008年,ING安泰人壽賣給富邦人壽,原有機會返回香港,但因他的太太及一對女兒都不想回去,他們一家人就一直待在台灣至今。「香港節奏太快,台灣相對腳步慢些,住起來也舒服,」林順材比較。
出走,除了台灣獨特的吸引力之外,另一股推力則是香港變了。1842年至1997年間,接受英國殖民統治的香港,沿用英國法治體系,並被英國宣佈為自由港,香港很快憑藉便利的地理位置、水深優勢,快速發展成為重要的貿易運輸中心,因而被稱為東方之珠。中國國民黨創辦人孫中山、清末思想家康有為、梁啟超,也因為來到香港,看到當地進步,更堅定變革的想法。1991年從台灣來到香港工作,現任香港荃灣區議員曾文典也提及,他剛到的時候,香港整體氛圍比剛解嚴後的台灣自由很多。
但從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後,實施一國兩制,港人逐漸不滿香港政治。香港大學民意網站調查,港人對香港政治的滿意度,也從1997年上半年調查的45.3%,下滑至2013年上半年13.3%;港人對一國兩制的信心淨值(有信心減掉沒信心),也從1997年下半年的45.3%,跌至2013年下半年15.2%。
2003年是個轉折點。這年發生了SARS,香港有299人死亡,人心惶惶;同年,中國大陸也插手香港事務,要求香港基本法第23條立法,引起廣大民怨,7月1日香港回歸大陸六周年這天,超過50萬民眾走上街頭抗議,至今每年這天都會舉行這個遊行。基本法23條內容涉及國家安全相關規定,包括判亂罪、分裂國家行為等,被許多人認為侵犯基本人權、限制言論自由。「言論或行為是否觸法,界限在哪?是誰說了算?行政機關裁量權太大,不利人民,」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分析。最終7月9日,香港政府迫於民意,暫停立法,至今再無提交。與此同時,香港民意要求普選的呼聲逐年持續增高,但大陸中央政府始終沒有正面回應。按照目前規定,香港2017年舉行的特首選舉,候選人必須得到大陸同意才能參選,不同於台灣、歐美等民主國家,只要候選人符合規定,即可自由登記參選。
港人不滿,乃至抗爭大陸干涉行為的事件並未因此減少。去年國民教育事件也是一例。香港特區政府計劃推廣德育及國民教育科,簡稱國教科,目的在於透過這門學科,讓學生對於中國大陸快速發展引以自豪,也更加認同中國大陸的政治體制,但卻引發不同聲音。支持者認為國教科符合國際慣例,香港人作為中國人,當然必須加強認同中國;反對者卻指出,《香港基本法》以永久性居民定義香港人,而非國民,而且課程內容偏頗,也剝奪學校自主性,因此發起多次抗爭活動,包括聯署、遊行、集會及絕食等。去年10月8日,香港政府最終宣佈擱置課程指引。
「香港不僅沒有民主,也越來越缺乏自由,核心價值逐漸消失,」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副教授成名表示。「現在感覺大陸很強勢,很多東西都像是他們說了算,香港變成弱勢,」歐陽應霽進一步觀察。這一切紛亂和抗爭中,香港人的政治自主意識開始覺醒,有人更因此離開香港,來到台灣。香港大學從1997年開始,每年都以問卷調查港人對香港、北京及台灣政府的信任度,很多年來,台灣信任淨值遠遠落後北京、香港,但從2012年起,台灣卻開始超越。
古谷杰與柴雯就用腳投票了。他們共同經營的咖啡館Fat Cat Deli,位於台灣台南市中西區的一處小巷弄內。Fat Cat Deli在一棟兩層樓高的老房子,外觀古樸有味,室內裝修則適度保留了老屋特有的格局。紅磚瓦、狹小陡峭的磨石子樓梯、手作傢具、牆上的黑膠唱片、室內流瀉的獨立音樂、三隻慵懶小貓,種種元素組合成一間不折不扣、台灣時下最流行的「文青咖啡館」。
乍看之下,Fat Cat Deli跟這幾年台南如雨後春筍般出現的個性咖啡館沒兩樣,但仔細和這對年輕夫妻一聊,才發現他們竟來自香港。一年多前,剛屆而立之年的他們,選擇拋下自己在香港的雙重身份:上班族兼獨立樂團樂手,移居台灣,過起經營咖啡館的第二人生。
「我想我討厭香港,大於愛台灣,」古谷杰誠實地說。1997年香港回歸中國大陸那一年,他15歲,正是剛通曉人事的年紀。這10多年來,他眼看香港從政治到民生的巨大變化,「房價越來越高,食物越來越貴,中共對於香港的統治政策越來越嚴格,但香港的中年人還是沒有反應,好像只要賺錢就好,其他都不關自己的事。」古谷杰形容來台灣是一種「逃難」,半是嚴肅半是玩笑地說「必須在共產黨完全控制香港前離開」,對他們來說,香港眼前的政治局勢若是沒有改變,「生活在香港只是浪費自己的時間」。
台灣,基於環境熟悉、生活花費較低、文字語言互通等理由,成為古谷杰與柴雯移民的首選之地。換了地方生活,兩人也沒有意願重操設計師舊業,反倒打算開間小咖啡館,只要日子過得簡單些,就足夠維生。
他們不是沒有表達過反抗之意。兩人還在香港時,曾經跟友人合組一支獨立樂團,名為「No One Remains Virgin」,將自己對於現況的批判,放入音樂創作,態度鮮明、用語辛辣。〈李嘉誠島〉、〈亡國後到哪裡去?〉等歌名意有所指,〈心繫鳩國〉的歌詞中則出現「戇鳩、柒頭」等香港髒話,「是我們特意送給香港政府與中共的一首歌,」他們在接受網路媒體StreetVoice訪問時曾這麼說。去年4月專輯問世時,他們在Hidden Agenda舉行了一場表演,甚至就直接把活動命名為「維穩金曲夜」。
但離開香港的念頭,還是在他們腦海中盤旋不去。2010年,香港特區政府推出政治改革方案,「剛開始,一半以上的報紙都反對,但突然兩天之內,所有的報紙都說贊成,我不敢再住在這樣的地方了,」古谷杰回憶。
從那一刻起,古谷杰鐵了心認真存錢,每個月至少省下一半的薪水,等到有了一筆小積蓄,立刻著手逃離香港的計劃,「現在不改變,以後想走就太晚了,」古谷杰說。
因為開店預算有限,兩人乾脆定居在物價比台北還要低上一截的台南,租了一棟兩層樓高的小房子,樓下是店面,樓上一半是住家,另一半則是同時開放給顧客的起居室。咖啡館每天近午時分開店,晚餐過後關門,「賺錢也沒有真的賺到錢,但生活還ok,頂多就是省一點,」話鋒一轉,古谷杰語帶批評地說:「香港人實在太愛賺錢了。」
台南沒有方便的大眾運輸系統,夫妻倆到了台南之後,一人買了一台摩托車代步。雖然在香港從來沒有騎過摩托車,但他們說學起來容易,就像他們輕輕鬆鬆就融入了台南的生活。「香港人連香港的生活都能適應,到其他地方應該都很容易吧,」古谷杰不無自嘲地說。
「我們不會再回香港了,」古谷杰說的斬釘截鐵。而那一刻乖乖臥在他膝上的小貓,正是他們展現決心的最好證據,他們費了好一番工夫,通過複雜且漫長的檢疫程序,才從香港把三隻愛貓接來。再加上陸續移居台灣的親人,古谷杰與柴雯跟香港的距離,越來越遙遠。
經濟上,大陸、香港之間的關係越來越緊密,卻也越來越衝突。一方面,香港經濟相當程度依賴大陸。1997年,香港回歸大陸,許多人選擇移民出走;隔年,亞洲金融風暴發生,香港經濟成長率罕見地衰退了6%;之後又遭遇全球網絡泡沫、美國911事件,從2001、2002、到2003年,GDP成長率僅有0.5%、1.8%、3%。
直到香港、大陸關係緊密,情況才有改變。2003年6月,香港大陸簽訂CEPA,從2004年起,大陸給予香港近300多項產品零關稅優惠,並開放銀行、保險、證券、物流等18項服務業,取得較WTO更優惠的條件進入中國大陸;2003年7月,大陸宣佈開放大陸客港澳自由行。
從2004年起至今,除了2008、2009、2012年因為全球金融海嘯以及全球景氣不振,香港GDP成長率不佳之外,其餘至少都在6.3%以上,甚至2004年更達8.5%。中國旅遊研究院院長戴斌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大陸居民赴港人數每年成長兩位數,帶動香港旅遊市場繁榮發展,也增進香港經濟。2012年全球赴港旅客4861.5萬人次,來自大陸的約3491.1萬人次,佔比72%。
只是,香港經濟重返榮耀,卻也衍生不少問題,例如陸客喧嘩、插隊、衛生習慣不佳等因文化差異導致的爭議。今年不少媒體甚至圖文並茂地報道陸客縱容小孩在商場、地鐵車廂隨地大便。香港零售管理協會主席麥瑞琼去年坦言,大陸客確令港人困擾,很多港人已不喜歡去陸客常去的銅鑼灣、尖沙咀。
去年年初,因為陸客小孩在港鐵吃東西,被香港人訓斥,又意外爆發香港「走狗」與大陸「蝗蟲」之爭。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孔慶東在大陸《第一視頻》網絡電視台批評:「很多香港人不認為自己是中國人,開口就說香港啦,你們中國啦,這種人給人家英國殖民者當走狗當慣了,到現在都是狗。」即使事後孔慶東解釋,他說的狗是指帝國主義走狗,並未說過香港人是狗,但這番言論,引發香港人批評大陸人是蝗蟲。
雪上加霜的是,陸客赴港消費,加上資金炒作,「香港房價、租金、物價越來越高,港人生活水平下降,」香港科技大學商學院副院長雷鼎鳴對媒體表示,因為自由行,香港付出許多代價。許多知名老店因為不堪租金上漲,只好退租,取而代之的都是國際奢侈品牌,或是周大福等珠寶龍頭承租。今年9月,第一太平戴維斯發表報告指出,香港蟬聯全球商業、住宅租金最昂貴的城市寶座,其次則為紐約、倫敦。香港新界購物中心的租金均價約為每平方英呎一個月80港元至250港元,高檔地段購物中心的租金為500至700 港元,黃金商業區的租金甚至更達1000至2000港元。
「在香港開店,我們真的負擔不來,」Artista Perfetto蕭奕霆點出,在香港想開一家咖啡館,撇開人事成本、物料設備成本,最大的難題,還是始終高居不下的租金。Artista Perfetto位在台北市的精華地段,附近有101、松山文創園區、將近十家百貨公司,店租每月要價13萬元台幣。若是在香港,「13萬港幣都租不到,可能比台灣貴上10倍,」蕭奕霆估算。遙不可及的房價、租金,被香港人稱為地產霸權,許多人終其一生都成為屋奴,更遑論追求夢想了。Artista Perfetto另一創辦人劉狄洭觀察,他學生時代的同輩朋友多半留在香港,工作賺錢買房、供房,最多也不過是去澳洲短期打工旅遊。
「香港的創業成本實在太高,租金高、薪資高。例如人才,香港不乏人才,但跟你競爭的對手都是國際事務所,沒有背景的新創中小企業,很難給出更高的薪資,」同樣出身香港、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的黃駿賢補充,「同一筆資金,在台灣至少可以延長3倍的使用時間,如果你想做些新東西,最需要的就是時間。」
相較台灣,香港整體環境也更不利於創新、研發。香港統計處數據顯示,2008年至2011年,創新科技產業的增加值,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6%至0.7%。同期,香港整體研發開支,從123億至139億港元,僅佔本地生產總值0.72%至0.75%。相較之下,2011年台灣全國研發經費佔GDP比重為3.07%,而2010年佔比則為3.02%。這正是黃駿賢選擇來台創業,而非留在香港的原因。
頂著一身曬得黝黑的皮膚,剛從日本石垣島返回台灣的黃駿賢,坐在桃園機場駛往台北市區的車上。不到一個小時的車程中,他的心思從石垣島的美麗風土,轉移到這三天接觸到的日本設計師,以及在他們身上學到的寶貴經驗,此時他的腦中忽然閃過一個念頭:「如果我當初沒有決定來台灣,這一切都不會發生了。」
黃駿賢12歲離開香港,赴美讀書。大學畢業後,等在他前面的是哈佛、普林斯頓、耶魯、哥倫比亞等名校的錄取通知,最後他選哈佛,在那裡拿了建築與都市設計的雙碩士學位,然後進入位於舊金山的知名事務所EDAW(後被併購,成為AECOM)工作。無論從學歷或工作經歷來看,黃駿賢都是不折不扣的頂尖精英。
雖然在美國一帆風順,黃駿賢卻說,「心裡始終知道要回來亞洲。」回來,為的是創業,也為的是離開舒適圈,「我心中一直有種危機感,加州太舒服了,如果30歲前不回亞洲,我可能就會一直待下來。」
在AECOM工作七年半,黃駿賢曾派駐香港三年,有機會造訪亞洲許多國家,如新加坡、越南、泰國、南韓、香港、台灣。他仔細比較每個城市,最後決定在台北開設複合式創客(Maker)平台「FabCafe」。創客,是這幾年席捲全球的熱門詞彙,意指運用3D列印技術,人人都可以成為設計與製造者,再透過網絡,就能將產品銷售到全世界,這就是《經濟學人》宣示的「第三次工業革命」。黃駿賢的FabCafe提供設備、技術諮詢,舉辦徵件活動、工作坊,希望能夠成為創客們交流的平台。
像這樣聽起來有些抽象、實驗性質濃厚,甚至還未建立起成熟獲利模式的「生意」,對一般香港人來說,格外顯得不切實際,「香港只在意要怎麼賺錢,不能立刻賺錢的東西連提都不必提,」黃駿賢語帶遺憾地說,「百年來的歷史發展,讓香港人一直不習慣考慮五年或十年後的未來,因為我們沒有辦法控制之後的事情,所以可以賺錢就先賺錢。」
黃駿賢並且提到,香港許多產業都有著極為強烈的壟斷性格,中小企業的生存因此格外艱難,更何況「現在香港的產業發展越來越窄,好像除了金融業之外,沒有其他了。」反觀全球現在熱烈關注、各國政府都在政策上予以扶植的文化創意產業,「香港跟同是亞洲四小龍的台灣、新加坡、南韓相比,優勢不如以往。」例如東京的FabCafe是黃駿賢極為重視的合作夥伴,然而「如果不是台灣,我根本沒辦法連結到東京,我的日本夥伴對香港一點興趣都沒有,因為他們覺得香港只是賺錢的機器,缺少原創能量,」他坦誠地說。
至於台灣,以中小企業為主的經濟環境,給了像黃駿賢這樣的新興產業廣闊的生存空間。黃駿賢來到台灣後,認識了一票跟他一樣30出頭、背景相似的創意工作者:有國外經驗、有願景、有執行力,而且都不太在意金錢回報。這群人聚在一起,時常交流想法、資源共享,成為一個良性的創業生態圈。記者反問他香港呢?照理說,香港應該更是國際人才薈萃之地,他卻搖搖頭回答說:「香港也有很多有趣的人,但是每個人都很忙,不知道在忙什麼,就像我在香港的那三年半,我完全不知道我在忙什麼。」
最近,FabCafe接下石垣島政府委託的案子,將以公開競賽的方式,邀請日本與台灣設計師重新包裝島上的10家代表品牌,最後獲選的成品還會實際量產。黃駿賢接受記者訪問的那天,幾位石垣島黑糖製造業者剛好造訪FabCafe,雙方討論起活動的內容。以台灣為基地,放眼亞洲甚至世界,黃駿賢的創業之路正在起步;至於香港,「我隨時都可以回去,但絕對不是現在,」黃駿賢說。
只是,新香港人留在台灣,還是必須符合相關規定,這是許多新香港人普遍遭遇的難題。目前,香港人來到台灣,有兩大主管機關,其一為勞委會,負責核發工作簽證,主要針對來台工作的專業人士,也就是前兩波的香港人;其二為移民署,負責核發居留、永久居留,主要針對來台投資的人士,也就是最新一波、第三波的香港人。
「我也想長期留在台灣定居,但如果我沒在台灣工作,全家人就必須回到香港,」安聯人壽林順材告訴記者,他的太太也是香港人,因此他至今都沒取得中華民國國籍,將來只要他沒在台灣工作,就必須回到香港。而目前,外籍人士取得台灣國籍最容易的方式是透過婚姻關係,只要結婚三年以上,並符合相關規定,就有機會取得。
其次,關於投資移民,每人至少需要準備500萬新台幣投資或存款,而且必須坐移民監,一年內不能離境台灣超過一個月,「之後可再申請永久居留證,條件是合法連續居留5年,每年居住超過183日,」台灣勤業眾信會計師事務所稅務經理劉芳君說明。
如一開始無法拿出這筆金額,也可以先在台成立公司,沒有最低資本額限制,再由這家公司聘為專業經理人,但條件是,「公司一年營業額至少300萬元新台幣,」勤業眾信藍聰金分析,因為台灣想要吸引的是可以貢獻台灣的人,相較歐美,規定不算嚴苛。FabCafe黃駿賢就表示:「雖然這件事困難、麻煩一點,但還是可以解決,只是需要一個好律師,一點時間和金錢。」為了留在這個遠比香港理想的創業環境,「我寧願麻煩一點,」黃駿賢笑着說。
相對與黃駿賢等來台創業者的衝勁,蔣雅文近年來則是放慢了腳步。2008年,她推出的服飾品牌「Little Secret」雖然相當成功,工作量卻也隨之節節上升,最後甚至壓垮了她的身體。於是她決定在去年底結束品牌,由台北搬去台灣東部的花蓮居住,同時開設個人店鋪。
花蓮有「台灣後山」之稱。風景人文雖然優美,但不可否認,也是台灣發展較為緩慢的地區之一。之所以選擇花蓮作為下一個落腳處,除了一直很喜愛這裡的風土,另一個實際的原因,便是減少生活與開店的支出,「搬去一個生活壓力、物價指數比較低的地方,以配合我想要的工作方式,代價是放棄台北便利的生活,一切都是種取捨,」她說。
在花蓮開店,意味著蔣雅文可以不再被業績壓力追著跑,收入低,但生活開支也低,「如果我只想要賺錢,應該會留在香港吧。來台灣的人都是想要生活,生活不代表不賺錢,但只需要賺到可以生活的錢就夠了。」對蔣雅文來說,花蓮之於台北,某種程度上,就像台北之於香港,「台北是一個大城市,為什麼大家還是活得不開心?為什麼這麼多人離開城市想要去慢活?可以慢,為什麼要快呢?我覺得我好像又進階了。」
最近,蔣雅文的店舖即將在花蓮開張,附近除了一、兩家民宿之外,全是住家。綠色店門口望出去的風景,則是鄰居阿婆澆花、小朋友與街貓玩耍,是個相當有生活感的地方。蔣雅文將店鋪所在的平房隔成兩半,一半是工作室,另一半是營業空間,「我選在這個地方,已經有心理準備,一天可能不到一個客人,但這也正是我來到台灣的原因,有著多重可能性,又能過更好的生活品質,」蔣雅文淡淡笑著總結。撰文/歐佩佩、范榮靖(呂陽對本文亦有貢獻)
文:http://hk.bbwc.cn/1ck2qd.html
片:http://www.youtube.com/watch?v=3itTjjgAc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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呢條影片係會講下隨著UA Cinemas全線結業, 田啟文擔心影響外國投資者嚟香港,那邊廂 ,又有人靜靜起革命,喺度創造出「影視新霸權」,正所謂一雞死一雞鳴,有危就有機,香港人從來都懂得英雄造時勢。
UA Cinemas(娛藝院線)今日宣佈全線結業,啟動清盤程序,遣散逾百員工,昨晚起開始停售戲票。UA陪伴港人36年,為香港影業創不少先河,包括首間引入「口述影像」上映的《逆流大叔》,可讓視障人士使用專用接收器,聽口述影像欣賞電影,打破電影界限,早年UA亦是首間於2007年引進IMAX巨幕技術,再次吸引戲迷進場支持。
受疫情影響收入,電影業界擔心UA Cinemas結業會引起「骨牌效應」,田啟文今早接受電台訪問表示:「好震驚,UA係龍頭院線,提升港人選戲嘅選擇,佢喺暑假排片都係第一手外語片,此消彼長,排得咁好,變咗華語片比較失色,但對觀眾係好事,因為同外國同步,有時嗰邊都未做,反而香港上映先。」
田啟文稱疫情下排戲院座位只可排一半,經營百上加斤,聽聞之前UA想賣盤,不過因為UA旗下七間戲院均位於黃金地段,惟市況欠佳,未有「白武士」出手,最終只賣出一間,「佢哋一直想賣盤等有心人去經營,但係而家都頂唔順,電影一直難做,市場萎縮,租金人工上漲」。田啟文指身為業界人士,最擔心驚影響投資者來香港,「咁大間龍頭院線都頂唔順,咁即係冇得做啦,咁就唔喺香港投資拍電影」。
如果要話外國人唔嚟香港投資拍電影,不如思考下全球電影生態嘅轉變,以致日後香港電影嘅生存之道,如今娛樂事業嘅大趨勢就係科技!串流媒体!同埋原创!
网上播放電影、電視將會係未来的趋势,自從第75屆威尼斯影展上,Netflix出產兼發行的《羅馬》不但首度進入國際影展,還贏得最高榮譽的金獅獎。當年,Netflix的參展作品多達六部,也引起關注乃至爭議。
因為獎項的背後還帶出另一個信息:隨着Netflix效應雪球愈滾愈大,「擁有龐大資源」的串流平台的推廣, 令傳統電影業陷入困境,早喺幾年前,外國已經開始借助互聯網,稱霸歐美電影市場,而這「稱霸」的背後又給世界帶來什麼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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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近年網上短片興起,網絡平台亦成為藝人宣傳的主要渠道之一,Cool Style將與各地多個網絡及多個渠道進行線上視頻平台合作,積極打入短視頻及電商行業,將傳統娛樂模式與新經濟互相融合,助香港藝人進入短視頻新興行業發展。
Angelababy成為策略性股東,她表示期待更多的新人和新作品,而剛才提到嗰位經理人Kim Chou就係喺行內被稱為 「煉金術師」入行二十多年,「造星」無數,一手發掘兼捧紅Angelababy(楊穎)、熊黛林、水原希子等當紅明星。本身係台灣模特兒 ,加咗嚟香港嘅Kim, ○七年自立門戶,開設模特兒公司。
她揚言,做模特兒不能只有一個靚字。佢對啲發掘新人甚有心得,佢話「做Model,外表同內在一樣咁重要!所謂相由心生,一定要有內涵,最怕啲人得個靚字,我寧願你個樣麻麻,但識得音樂玩運動,味道都唔同啲。如果性格差,又無內涵,屢勸不改嘅話,再靚都無用,咁咪bye bye囉!」就喺angelababy 14歲未沽牙嘅時候,Kim覺得angelababy當時眼神同表情好有自信,好吸引我,見到佢真人後同張相根本無分別,已經好想同佢合作,但我第一句同佢講嘅係:『你要箍牙喎!』」呢啲先至真正叫做大師 , 難怪咁多個超級巨星都係畀佢一手發掘嘅 。
所以行內除咗英皇嘅many發掘容祖兒出嚟之後 ,大家應該日後會聽多啲呀Kim名㗎喇
馮德倫喺2019年都拍咗netflix嘅《五行刺客》, 亦都好開心與兩間公司合作,並希望日後能幫忙提升短片的質素,打造出有國際視野的本土作品。
我睇到Coolstyle呢一間公司 , 有林建岳強大嘅資金 ,有財力,古天樂香港幕前幕後嘅人員 ,有魅力,Angelababy內地有呀名氣 ,Kim一手發掘巨聲嘅有能力,馮德倫有拍荷里活電影嘅有經驗,外國嘅月光唔係一定係圓嘅 ,但係取長補短 ,馮德倫可以將外國點樣尊重創作同埋劇本呢一樣嘢就已經係 香港影視界要學習嘅地方呀 。我覺得呢一間公司, 有野心去創造全球華人嘅中文版netfli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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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電影有本身特色,.....................工業,你見到每個國家都有本身電影,例如馬來西亞、新加坡,即使以前好少有電影出品,但依家都會有,變相令外地觀眾更挑剔,唔係因為我哋拍得唔好,而係佢哋選擇多咗。..........................,你見到有台灣、日本同韓國電影,甚至伊朗同印度電影都有。唔單止係我,其他發行人只要覺得係好電影,就會買返嚟上映。
佢更加講當然唔係每套電影都賺錢,但最緊要係賺多蝕少,就已經無問題,唔可以每套電影都蝕錢。我諗係有個熱誠,如果真係當一盤生意去做,就可能會睇錯,真係要愛嗰件事,鍾意呢套電影,諗法要更純粹,本身真係鍾意,覺得應該帶呢套電影俾觀眾,咁樣就比較容易,
.......................!我哋識目以待 。
要數UA旗下最受歡迎的戲院,相信是旺角朗豪坊及尖沙咀iSQUARE,前者於2004年開業,當年斥資4,000萬大手筆裝修,該址人流極旺,加上座位又較舒適,人氣超越位於西洋菜街的旺角百老匯戲院。至於後者為香港第二間IMAX戲院,首家IMAX戲院亦屬於UA旗下,為九龍灣的UA MegaBox。由當年《阿凡達》(Avatar)、《蝙蝠俠—黑夜之神》(The Dark Knight)到近兩年的《復仇者聯盟3:無限之戰》(Avengers: Infinity War)及《復仇者聯盟4:終局之戰》(Avengers: Endgame),臨上映前都會出現影迷到IMAX戲院撲飛的畫面。
某些UA戲院對於市民來說是地標一樣的存在,例如UA時代廣場是很多情侶的拍拖勝地,該址曾於2012年1月結業,最後一日營業時每場戲的票價只需18元,大批影迷前去捧場懷念一番,甚至有人在時代廣場外舉行燭光集會「悼念」。翌年UA在時代廣場重開戲院,並改以全新院線品牌「CINE TIMES」。
踏入2010年代中期,多間UA戲院陸續轉手或關閉,連人氣最高的UA朗豪坊亦轉手給天馬娛樂旗下的Cinema City戲院,往後皇室戲院、UA東薈城、UA太古城中心、UA沙田,到近兩年UA iSQUARE與機場UA都陸續易手或結業,連開業不到兩年、位於尖沙咀K11 Musea的K11 Art House戲院亦於今年1月被收購。這樣看來,UA院線的終結早在幾年前已有迹可尋,捱得過盜版猖獗的年代,但敵不過天價租金,而去年新冠肺炎疫情政府兩度要求關閉戲院就成為致命一擊。